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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城山鬼 (下篇)
以下文章来源于历史现场 ，作者孔捷生
前文：《龙城山鬼 (上篇)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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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祖父在硝烟中倒下的身影已化为山鬼。而我正在没有尽头的路上跋涉，我相信这是外祖父生命足迹的延伸，直至永远。
我与民国隔着一个朝代，对民国士人之节操情怀更是隔膜。却不知道，总有一些遗传密码输入我的血脉。如同柳宗元笔下“鸡骨占年”的古老问卜仪式，摇响竹筒，鸡骨迸落，揭示出不可逆的天命。
外祖父牺牲后，四战区用铁皮公文箱寄回他的遗物，里面仅有换洗衣服和书刊，竟无分文。国家正值艰难时世，国民政府仅能发给一千圆法币抚恤金。
我外婆并非寒门出身，此时却表现出中华女性的坚忍，她摆摊卖估衣及挑担沿街叫卖番薯芋头，以维系一家生计。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我曾到母系故乡台山寻根。那时在老旧骑楼下尚见得到蒸芋头和卖番薯糖水的摊档，氤氲蒸汽中我彷佛看到了外婆的愁苦岁月，那是重轭之下坚忍前行的四万万同胞的缩影。
我的外婆
据我母亲回忆，当时四战区司令部寄来的烈士遗物公文箱里，还有一封秘书长麦朝枢的私人信函，除了敦请我外婆节哀，还说到有难处可以找他。
然而外婆没有开过口，直至我母亲读到初二，妹妹和弟弟们都在读小学，外婆供学实在难以为继，才有台山教会人士致信麦朝枢。
张发奎得知后即由司令部发公函，安排我母亲三姐妹和大弟弟到韶关志锐中学（含附属小学）就读，烈士遗孤的学费与生活费全免。
此后他们如飘絮般远扬，只剩下嗷嗷待哺的幼弟跟着外婆留在台山。这个家庭直至抗战胜利后才团聚，其间不知经过几多颠沛流离。
韶关是抗战时广东省政府临时省会。志锐中学在韶关十里亭，此校为纪念粤军第四军阵亡的二十六师师长许志锐将军而命名，并由张发奎任学校董事长。
母亲在志锐继续读中学，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在附属小学。我血脉之源的另一端也汇合到韶关，父亲家乡南海是沦陷区，他成了失学难童，被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将军之妻吴菊芳主持的广东儿童教养院收容，此时也考入志锐中学读书。
我曾在小学放暑假时去过韶关，那是大饥荒时期，母亲在韶关师范函授专科学校教书。我才一年级，懵然不知华南古人类“马坝人”的源头就在韶关马坝，更不知此为唐代名相张九龄的故里。
我的韶关印象除了清粼粼的北江，仅有记忆就是母亲缩食存下些红米和几条腊肠，吃饭时停筷看着我吃。
按断代划分，父母之动荡青春和韶关经历，距我的童稚之年并不算太遥远，却彷佛隔了划分气候地带的连绵五岭。
1943年志锐中学突遭日机轰炸，母亲和张发奎长女张琼芳及另外两个同学正在宿舍，房顶猝然倒塌，张琼芳被弹片所伤，紧急送院救治。
张发奎有张琼芳、张丽芳、张威立两个养女—个养子，还有侄女张玉芳亦视为女儿。其中长女张琼芳和我母亲中学同班同宿舍，又有患难之谊。
母亲在烽火年代读完初中；我在动乱年代却没能读完，都在停课闹革命，忙于批判曾被认为是好的、高尚的东西。而后革命又把我发配到天涯海角。
1943年母亲初中毕业，国民政府财政捉襟见肘。此时张发奎将我母亲和数十名四战区烈士遗孤、原粤军第四军遗属、及无家可归的志锐学生接来柳州逐一面谈，询问有何愿望，母亲说想继续升学，张面有难色。
四战区司令部只能在花名册增添我母亲为准尉附员，分配到柳州中正小学教书，可领取微薄津贴，除了吃饭只够买一块肥皂洗衣服，还有每月和几个志锐同学去窑埠镇吃一碗红豆沙，此系母亲少女时代仅有的甘甜记忆。
母亲没有穿过军装，听她说过，张发奎不喜欢女子穿戎装。这批志锐女生到了柳州，张发奎给每人送了一套蓝色衣裙，均由张自己出资。
柳州这个人生驿站寄存了母亲太多的故事，她是家族中见过我外祖父陵墓的第一人。
十二烈士陵园就在司令部后院，走过石垣就是张发奎题词的纪念碑。外祖父军阶最高，群茔中墓碑也最大。
母亲下跪拜祭，痛哭失声，焚化的纸灰飘起，如同灰蝶飞向喧响的柳江……
抗战家族史的延续
人类各部都笃信陵墓与碑铭比人和时代更长久。这个定律很靠不住，尤其在凭意志可以涂改历史的地方，人的生命会被时代碾碎，而时代辙痕会被意志抹去。没有面孔的人民和没有历史的国度，只有个人叙事和家族记忆才最接近真实。
说到我父亲和柳州的缘分，别有一番周折。张发奎从志锐中学接来的学生中有我父亲，他是沦陷区难童。韶关广东省儿童教养院收容的孩子即使能考上志锐中学，亦因名额所限，须由张发奎亲自挑选入校，父亲就在其中。
父亲性格很活跃，在韶关就跟着演剧七队当小演员。这次被召去柳州，张发奎逐个面谈，父亲说愿意跟随演剧队继续宣传抗日。面色不悦的张发奎同意了。
父亲便回韶关跟随抗敌演剧七队，在西江北江巡回演出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《水车》《塞上风云》《秋后》等剧目，以及《救亡进行曲》《抗敌歌》《大刀进行曲》《生产大合唱》《军民进行曲》等歌咏节目，也曾在国共游击队掩护下潜入敌占区演出。
父亲当时不知道，他离开柳州后，张发奎集合这群志锐学生训话，点名批评我父亲，说他不上进，要“当戏子”。
其实张发奎也看重抗日宣传，八·一三淞沪会战时，张去看望郭沫若，委托他帮助重建类似北伐时期政治部的组织。这就是抗战时期的战地服务队及抗敌演剧队的源起。
何谓戏子何谓上进？其后才明白，张发奎原本希望他去读军校。
听母亲说，张发奎很念旧，对原“铁军”第四军及四战区的袍泽与子弟都很有亲情，即便是他从儿童教养院挑选出来的难童，也诸多呵护，希望他们成为国家栋梁。
我父亲离去，他不会开心。
父亲一年后和演剧队队友到桂林，途中到柳州探望志锐同学，住在司令部附近的瑶埠实验小学。
这小学由四战区设立，财政归柳江县政府管辖，主要招收四战区军部子弟。张发奎养女张丽芳、养子张威立，以及参谋长吴石、副参谋长陈宝仓的女儿都在这间小学就读。
此时有一教师空缺，直属军部的校方不希望县政府派人进来，就要父亲留下任教，并由校长郑黎亚（特支成员）写信给演剧七队吴荻舟（中共地下党）队长要求留人，父亲就此和柳州结缘。
这间学校迄今犹存，即现时柳州市窑埠街小学。
小学校名是我岳父所题写
1944年粤北狼烟大举，日寇再犯韶关。志锐中学紧急疏散，中学部转移至与江西相邻的始兴，小学部则移往柳州。
我二姨刚好读初中，便随校北迁始兴，在那里她打开了另一爿天空，跃入迥异于姐妹兄弟的一条命运川河。而刚满十一岁的三姨和八岁的大舅舅是小学生，便随校入桂。
乱世孤雏如同浮萍聚散，哪晓得下一轮战火逃城，他们还将身历更多劫难。
母亲带妹妹弟弟去拜祭外祖父。除母亲外，家族中见过外祖父坟墓的就是我三姨和大舅舅。
如果童年记忆容易失真，其后革命猛厉的脚步更无情踩碎了他们脑际的残留影像，那座陵墓和它封存的历史已被挫骨扬灰！
我父亲此时却离开了柳州，他在瑶埠实验小学教书仅一年，张发奎就点名我父亲及几个志锐同学去投考中央军校桂林第六分校，这原本就是张发奎当初在儿童教养院挑选这些难童的初衷。
父亲考上军校修步兵课程，然而才到桂林不久，日军就发动了凌厉的一号作战，国军不得不实施湘桂大撤退，桂林柳州相继沦陷。
父亲随军校撤到百色，四战区司令部转移到六寨，而母亲则开始了前文提到的电影《黄石的孩子》之生死之旅。
母亲永远忘不了这段经历。她和其他老师在漫天烽火中带领全校小学生逃难，历尽艰辛逃到贵州独山，还未歇脚，张发奎也刚赶到这里督导独山保卫战。
他指示军民，独山危如累卵，不能停留，也不能走原来取道都匀至贵阳的路线，四战区负责将年幼孩子送走，我三姨和大舅舅随军车到惠水，其他分散突围。
美国盟军飞机也撒下传单，图示难民要走小路，盟军战机将封锁公路。
我母亲奉命丢弃行囊，轻装带着稍大的孩子继续徒步赶路。他们离开第二天，独山即沦陷为杀戮场。
英文为：支援中国！中国抗战是在支援美国！
为躲避轰炸，师生们从独山一路徒步穿越崇山峻岭逃向惠水。
这一路山更险林更密，黑黝黝的峭壁向盘陀小径挤压过来，交织着硝烟的惨淡日色，勾勒出峰峦林际的轮廓，却无法投射进隘谷鸟道。但闻啼猿与鸟雀惊起的扑簌声，夹杂着野兽凄厉吼叫……
母亲才十八岁，和这群孩子一同掉队失散。
很多年后，同一年龄的我在五指山热带雨林中勘察知青新连队的选址，在大林莽深处迷路，遮天蔽日的植物群落水滴淅沥，放大了原始森林的寂静与幽暗。
我体验过惊悸恐惧，但我未曾担起他人的生死，何况是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，此刻惟有母亲是他们最后的依靠。
母亲已不记得这段险途走了多久，她一路扶持孩子们，将他们从死神之翼下带出来。
然而母亲从家族传承的勇敢坚毅，一踏入惠水县城就倏然崩溃了，她领着孩子们找寻军部，泪水却如决堤般奔涌。母亲经历过生离死别，却从未肩负过如此重担，灵与肉的煎熬已到了临界值……
几十年后母亲说起这段往事，依然老泪纵横。
惠水在明清两朝称番州，今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。此地民风粗犷而淳朴，国难当头见人心，各家分别收容难民。
一户地主收容了我母亲及这群难童，并百般呵护。但才安顿下来几日，敌踪又迫近，下一轮战火逃城幸有军车接载，四战区司令部将全部师生安全转移到安顺。
这时日寇一号作战已是强弩之末，独山距贵阳仅六十公里，却已是日寇进犯大西南的极限，时为1944年12月。
国军全力阻击，敌寇再无寸进，并随着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败退，日军在中国战场也不可逆转地沦入颓势。
国家废存与天下兴亡
胜利曙光乍现，中国却已山河破碎民力凋残，连天炮火无法撼倒血肉长城，然而每块城砖都凝结着刻骨铭心的痛史。战争这种至为残酷的人类争斗形式，惟有另一种摧毁性的革命才能比拟。
明朝遗民顾炎武论说亡国亡的是法统，亡天下亡的是道统。抗日战争中国家废存悬于呼吸之间，但道统犹存，外祖父正是传灯者之一。这时天翻地覆、易筋洗髓的革命尚未来临，却已雷声隐隐。
1945年，移至百色的四战区司令部已改建制为第二方面军，7月张发奎挥师收复南宁，随后相继攻克龙州、凭祥、柳州、梧州。8月1日率军包围广州，12日发动总攻，仅三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
张发奎被任命为广州香港海南受降长官，官邸设在前英法租界沙面。
抗战胜利后母亲带着我三姨、大舅舅回到广州，外婆和我小舅舅从台山到广州团聚，一家人独缺我二姨，原来她在始兴志锐中学才读完初一，十四岁就参加了抗日武装东江纵队。
自外祖父殉国，二姨的青葱少年期便嘎然断裂，她和整个家族都深系国仇家恨。学校高年级同学常组织学习小组，宣传八路军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。
二姨憧憬“山那边哟好地方”，共产党反专制独裁，倡言民主自由平等，没有贪污腐败，更没有三青团特务去监视学生的思想言行。二姨相信那才是民族希望所系。
适逢志锐中学猝生变故，东江纵队风度独立大队突袭学校，抓了校长和几个学生，旋即枪决，理由是校长私藏电台，涉嫌通敌。
校长人都死了，学校分崩离析。部分师生到连江投奔张发奎第二方面军，二姨和几个同学加入了东江纵队另一支游击队，番号为北江支队曲南大队。
后来查明，所谓电台与通敌纯属子虚乌有。一向将志锐视为子弟学校的张发奎极为震怒。
二姨是游击队政工队小鬼，从事抗日宣传，刷标语派传单，走访贫民与士绅，发动群众，她也参加过袭击日军据点的战斗。
三个月后抗战胜利，8月28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重庆谈判，根据协议，东江纵队之大部整编北上，由美国军舰接至山东烟台。
二姨年纪小未能北上，此时国共冲突已趋尖锐，地方保安团四出兜捕共党分子，二姨在曲江一带东躲西藏，遁入地下。
外婆为二女儿杳无音信而心急如焚，抗战胜利后外婆在广州靠缝纫鞋面维持生计，她千方百计筹措盘川，准备到粤北寻找女儿。
就在此时，二姨由组织中人护送回来了，外婆喜极而泣。这个支离流落的家庭终于团聚，除却外祖父迸散异乡的忠魂——这正是外婆放不下的心事。
抗战胜利之初，父亲即接通知，中央军校第六分校已取消，学员到重庆中央军校重新入学。这时父亲觉得，抗战胜利，他对读军校已无动力，便写信给张发奎，要求退学回广州教书。这回张发奎爽快同意了。
相信“大王”张发奎此际心态有变，他信守军人不问政治，却对时局自有判断。他厌倦党争，更没有参与此后的国共内战。
1949年李宗仁任代总统，曾任命张发奎为陆军总司令。未几张就辞职定居香港，并一直拒绝到台湾国民政府任职，也没有回大陆，他说：“我祖坟都被平了，还回去做什么”。
他的大女儿张琼芳光复后便到金陵女子大学读书，琼芳和我母亲还保持通信，寄来她在金陵女大的照片。
1949年后张琼芳没有离开大陆，却于50年代自杀。她留下了太多人生疑问。1980年，张发奎病逝于香港。
如果我父亲当时没有弃读军校，命运又将如何？以其后中国现代史的激荡延伸，可不问而知。
值得一提，父亲与国共两党许多人共过事，却始终没有成为任何一个党的成员。
而外婆刚弥合的家庭却未能持续太久，未几国共内战白热化，中共游击队重组，二姨即回归队伍。我母亲则到香港上水教书去了。
二姨的抗战胜利60周年和70周年老战士纪念证章
1947年，二姨的命运再次让家族和“大王”有了牵扯。10月间游击队攻打白土乡公所未果，队伍撤到大岭村修整，正逢圩日，保安团接报后包围村子，游击队分路突围。
二姨年纪小，和几个掉队战友跳入水坑藏身一夜，凌晨上山再隐匿，终于在粮尽下山时被捕，关押曲江看守所。
自尊要强的外婆在抗战艰难岁月都未曾找过外祖父的挚友麦朝枢，然而此时为了二女儿不得不开口求助。麦朝枢时任广州行营中将秘书长，他即写了一封公函，由我母亲带给曲江县县长。
但麦的信函竟遭拒，母亲在曲江盘桓数日只得怏怏而回。
母亲回广州再访沙面行营。“大王”得知，二话不说就亲笔写信，着重写明我二姨是抗日烈士遗孤，下令放人。
母亲还记得有这么一句：十几岁的女孩子算什么共产党（大意）。此函再由母亲带去曲江，心焦火燎的外婆也同去。曲江县长见字即行放人，还托我母亲带两只南安腊鸭给张发奎。
二姨出狱了，外婆另有萦绕于怀的心愿交付我母亲去完成，要把外祖父的骸骨带回广州。
魂归故里固然是传统观念，其后之历史流变，却让我叹服外婆超前的预见。未几江山易帜，蟠龙山下的坟茔及纪念碑即被夷平，天晓得外祖父遗骨将被野狗叼走还是抛弃柳江！
然而，外祖父的遗骨最终没能保存下来，不知是文革动乱还是冥冥之中被移放到某个超验空间——这成了家族中充满神秘符号的传说。
外祖父的飘渺忠魂
“人生如寄”是古人对生命的概括，人活着不过是暂寄于尘世而已。灵魂离开躯壳后的去处，是古往今来最难论证的命题。关于外祖父灵魂的终极归宿，我选取了自己的答案。
却说母亲接我外婆来信即从香港回穗，她到沙面广州行营提出申请，这次她没有见到“大王”张发奎，是由外祖父生前好友麦朝枢秘书长出具公函，并安排我母亲搭乘顺风运输机入桂。
那个年代罕有平民能搭乘飞机，当柳江碧水在机翼下蜿蜒展开，母亲的晕机症倏忽消失。
隔别三年重履旧地，感慨万千。此地既掩埋着生父忠骨，也埋藏着她战火中的青春。一如我的青春记忆被五指山的热带林莽所绕缠，母亲的这一人生段落在脑际如刻如凿，永难磨灭。
外祖父的陵墓几年间已绿萝抱碑，野草覆径。母亲记得那日天气晴好，但见蟠龙山飞来群鹊，羽翎艳丽，如亚热带繁花一般落满陵园。
雇来的仵作挖开坟墓那一刻，百鸟停止歌唱，耳畔只有汨汨波声。呈现眼底的是一副做工精良的柳州棺木，艰难打开棺盖，外祖父的肉身与戎装俱已朽化，只见颅骨有一个触目惊心的孔洞，那就是被山石击穿的位置。
母亲把骨殖逐一装入柳条箧，当离开陵墓时，枝头繁花呼啦啦飞起，雀群绕江面回旋一圈，便飞回蟠龙山去了。
外祖父遗骨火化之后盛进石胎青花瓷罐，这是我童年记忆中的一个牢固意象。然而，骨灰罐后来神奇地不见了。
文革年间，这尊青花瓷罐从厅堂转移到阁楼隐秘角落，从此在我记忆中消失，文革后再也找不出来。
子女们怕老人家伤心，都讳言此事，外婆对此也没说过一个字。除了付诸文学想象，我至今无法解释。
1996年九十一岁的外婆在睡眠中仙逝，后辈无从知晓老人家的最后梦境，想必是追寻那个青花瓷罐去了。
那时我已远在国外，未能给外婆送终，是我此生莫大隐痛。
外婆和外祖父合葬于广州黄埔华侨墓园，本要给外祖父安排衣冠冢，但年代久远，更历文革浩劫，外祖父遗物没有一件能存留下来，最后外婆骨灰和外祖父遗照一同安葬。
母亲和众妹弟及在广州的孙辈齐聚墓地，听母亲说，那天出奇晴朗，下葬时又有鸟群飞越珠江，在墓园上空盘旋，不知它们从哪里飞来，又飞回哪里。
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，按道教三魂七魄之说，人死后七魄俱散，三魂分别是胎光、爽灵、幽精，胎光归坟墓，爽灵归牌位，幽精则会转世。
外祖父留下一缕魂魄没有离开柳州，成了蟠龙山山鬼，惟有鸟儿自由的翅膀可以穿越那个幽冥空间，看得见外祖父以薜荔为衣，骑赤豹而行，慷慨歌吟柳宗元的名篇《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》：
“城上高楼接大荒，海天愁思正茫茫。惊风乱飐芙蓉水，密雨斜侵薜荔墙。岭树重遮千里目，江流曲似九回肠。共来百越文身地，犹自音书滞一乡。”
我更相信，外祖父还有一脉精魂传承予后人，支配着母亲、二姨……乃至我的命运。
外祖父在那个大时代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，生得其所，死得其所。他为之捐躯的祖国又几经劫难，蜕变成另一种形态而存在，他已无法看到。
如果外祖父知晓五个子女都秉承了他的遗志，毕生从事教育直至退休，他一定倍感欣慰。
2015抗战胜利70周年，二姨获得抗战老战士纪念章和荣誉证书。
国军抗战英烈呢？
为告慰忠魂，我便与外祖父的一群嫡孙外孙联名，由迁居美国的几个孙辈出面申报。未几，便收到马英九签署的证书和抗战胜利纪念章从宝岛寄到美国。
我不喜政治标签和权力印章，但与外祖父生死相连的国家就是这个，而无其他。
我无从知道，外祖父以鲜血献祭的国家如今是否符合他原初理想。但我深知，每个人心中的理想国都难实现，故而才有一代又一代的求索，如同夸父追日。
外祖父在硝烟中倒下的身影已化为山鬼。而我正在没有尽头的路上跋涉，我相信这是外祖父生命足迹的延伸，直至永远。
本文刊登于《今天》文学杂志120期；此文章为删节版本，完整版本将发表于“陌上美国”电报频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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